另一个大动作是在乡镇实行党政一肩挑，领导班子交叉任职，这在全国很少见。每个乡镇领导职数从近20人精简为9人，1名党委书记兼任乡镇长，党委副书记3名，其中1名任人大主任、1名兼任纪委书记、1名兼任副乡镇长，5名党委委员兼任副乡镇长、人武部长、组织委员等职务。

    一大批乡镇党委书记对这项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过去一个乡镇几十号领导，四套班子机构、职能重叠，推诿、扯皮很经常，是制度性的矛盾。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到，领导班子交叉任职是对乡镇党委统筹领导乡镇工作的有益探索，减少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激发多重效应

     6月9日上午，细雨霏霏中，记者来到仙人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14平方米的门面房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畅销品牌的种子、农药、化肥和农膜。44岁的“老板”文永胜正忙着给村民称玉米种子。

    他这个“老板”身份是被逼出来的。2004年7月，随着一纸合同的签订，做了23年“单位人”的文永胜变成了“社会人”，原来所在的农技站由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文永胜和同事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换牌子、换章子、换机制，开始向市场“挣饭吃”。

    乡镇政府与文永胜的服务中心签约：中心为各村提供农技推广公共服务，如果达到要求，乡镇政府一年支付6万元。为了拿到这笔活命的“服务费”，文永胜和他的同事走痛了脚板：“以前拿工资旱涝保收，懒得下村。现在镇里有严格的考核指标，不达到90分以上就领不到钱。我这一年几乎天天泡在村里，32个村全跑遍了，村民都知道我的联系电话，有事‘随叫随到’。”

    回忆当初的失落和彷徨，文永胜对记者憨厚一笑：“过去一个月收入二三百元，现已突破千元。我们在搞好政府购买的公益服务时，还经销优质的种子、农药，并与华中农业大学搞联合制种。改革实现了‘三赢’：政府增税，中心增效，职工增收。”

    其实还有“一赢”，那就是“农民满意度增高”。购买种子的农民贾桃玉告诉记者：“以前没少吃假种子的亏。现在服务中心卖的东西质量有保证，文站长还会到田里提供技术服务，我们很满意！”

    “襄樊的事业单位整体转制，是我国乡镇改革史上的突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由此转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政权研究中心教授项继权说。

    阵痛过去，就是阳光。襄樊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激发出多重效应，呈现出各方共赢的可喜局面。

    这场改革，使很多乡镇干部职工产生了豁然开朗之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恋官场不如恋市场；论身份不如论价值。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分流人员重新调整人生坐标，创出了一番新天地。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改革，乡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开始艰难地向着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新形势的要求转变。随着催收催种职能的消亡，变革中的乡镇逐渐产生并强化一系列新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落实党的扶农惠农政策，比如种粮直补，农机补贴等等；二是贯彻党的基本国策，如生态、环境、土地、规划、计划生育等等，但这些职能是依法进行的，运用行政手段会逐渐减少；三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带领农民致富，比如兴修水利，减灾防灾，建设基础设施；四是构建和谐社会，如社会治安、信访、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公益性的事业等等。

    这是一次思想的洗礼；这是一次体制的转换；这是一次可贵的探索。

    改革的坚冰已经打破。作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者，襄樊人民将在改革的风雨中坚定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