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饶、吉安、景德镇外来投资者中，有70％以上来自长三角，每年的外来 资金中有30%以上来自浙江，其中景德镇1/4来自金华；安徽黄山外来资本中，80%以上来自浙江，歙县尤甚，比重高达90％。

    此前，于今年6月底，江西工业经联以“3+1”(浙江、江苏、上海+江西)的合 作形式风光地作了一回长三角工经联联席会的东道主；2004年3月初，以“15＋1” (长三角15个城市+黄山)模式，黄山与长三角15个城市共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跨区 域的无障碍旅游区。

    “种种迹象表明，‘长三角’已逐渐由地域概念演替为经济概念，‘泛长三角 ’时代正悄然走来。”衢州市经委一负责人，对衢州而言，如果顺势而为，则可抢得先机，在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率先突围；若熟视无睹，不可避免会陷入左右围击 ，重沦边缘。

    引擎乏力

    事实上，“泛长三角”浮出水面和“长三角”自身经济增长遭遇困境是大有关系的。

    今年1月至8月，“长三角”地区首度出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外资、信贷、外贸出口增速均全面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引发这种态势的原因，一方面有其圈内城市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相对紧缺，运价、原材料价、用工价的普遍飙升。但最为关键的是，“长三角”尚未拓展一个可供其实现产业转型的“腹地空间”。

    正是缺乏这一支撑，致使“长三角”在吸附国际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上，与同重量级选手“珠三角”较技略显败相。因为“珠三角”已经拥有了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广阔腹地。在这种情形下，以“联合利华”生产基地从上海 迁移至安徽合肥为导火线，“长三角”一些企业，纷纷把目光和投资方向转到相邻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以图为自己寻求更大的腾挪空间。

    腹地之争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长三角”企业的迁徙无疑在原本就已暗流涌动的中部地区掀起了波澜。

    “‘泛长三角’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赣皖中部地区城市与衢州等发展中城市的腹地之争。”衢州市统计局一负责人认为，和衢州相比，安徽、江西等地在区位、能源、商务成本上均毫不逊色。

    就安徽来说，除去已建成通车的蚌徐、芜宣、广祠、合铜、界阜蚌、徽杭等高速公路之外，尚有铜黄、蚌宁等六条高速公路正在施工，一个通联“长三角”地区的高速网，正逐渐形成；在煤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拥有淮河水运这个得天独厚的 淮北煤田，无疑加重了安徽争夺“长三角”腹地的筹码。

    江西则是中国内陆惟一贯通“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陆路通道；此外新建的沪瑞高速，也拉近了江西与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其辖内被衢州视作最大地区域竞争对手的上饶，境内有梨温和九景两条高速公路，320线和206线两条国道，浙赣复线 、皖赣线和横南线3条铁路，还有7条出省公路。不仅与浙江、福建交通便捷，与苏 沪粤之间也仅是“半日之隔”。

    “在这场腹地之争中，衢州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与‘长三角’的产业关联度及正在形成的大城市经济群带上。”衢州市统计局这位负责人相告，市企调队此前曾专程在全市范围选择40家年销售收入超5000万元的工业企业，开展与长三角经济关联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市有近三成企业其原材料供应和生产线配置在“长三角”实现； 半数以上企业表示同行业中主要企业基本分布在“长三角”；近60％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上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近70％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 下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

    且从经济群带上看，安徽和江西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集聚起辐射数个城市的经济群带。而衢州则是“长三角”南翼金衢丽经济产业带的重 要一级。

    群落扩散

    自投资1.2亿元的浙昕水晶钻业加工项目落地后，龙游今年以来已经引进了5家水晶加工企业；从第一家“新航”落户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以来，迄今已有15家汽摩 配件企业接踵而至；经过10余次谈判斡旋，温州瓯海区非电力紧固件产业基地转移 项目，终于扎根沈家开发区……

    企业群落迁徙的新动向，无疑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号：谁有效承接产业群越多，谁就是腹地竞争最后的赢家。如果我们细审“长三角”经济扩散轨迹，可看出其具有明朗的轴线。以上海为增长极的铁路扩散轴，以苏州、无锡、嘉兴、绍兴等城市为龙头的沿江扩散轴，以宁波、台州等城市为核心的沿海扩散轴。

    一般来说，产业群落扩散有一个从高至低的梯级路径。从经济发展层级看，“长三角”地区除少数城市外，已基本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其扩散的第一目标群应该是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城市。与安徽、江西一些城市尚处于工业化初 期发展阶段相比，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衢州显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且从制度上看，衢州早在1998年前后就已相继完成了企业改制，在制度上不仅能和本省范围内的巨型个体企业接轨，亦能很好地对接苏南乡镇企业。而安徽、江西企业改制基本在2002年前后，很多城市仍处于制度磨合期，承接的制度成本相对 较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衢州最好的发展模式是在做好“接收器”的同时，利用技术学习的跳跃式特征，缩短与“长三角”工业技艺的差异，逐渐改变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由眼下的上游（粗加工）向中下游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