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十四世纪以后，经济活动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明显增强，晋商通过商业贸易和金融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也有独特贡献。

　　晋商老宅、晋商会馆丰富了明清建筑的内容和形式

　　晋商大院遍及山西全省，其中以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晋北的保德、大同、浑源，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和晋南的临汾、襄汾等县市更为集中。现存的晋商大院以其宏大、厚重、古朴、多样的特色，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特别风采。山西现存的晋商老宅院，规模大，建筑精，品位高，占地动辄几十亩上百亩，屋室少则几十间，多则上千间，结构多为窑洞和楼房的结合体，院子多以长方形为特征，高墙深院，美屋峻宇，亭台楼阁，廊厦榭栏，折射出中国民居建筑文化的魅力所在。这些建筑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深化对明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认识。

　　晋商老宅是明清晋商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科学技术结合的建筑实物。工业化以前的屋舍建筑，赋予其中的是完全的人工制作，因此每一处晋商老宅都可能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标本或明清北方民居的独有模式。这些建筑的美感、韵律，是许多人沉迷其中的主要原因，祁县的乔家大院就被几代中国建筑师誉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现存的晋商老院中，乔家大院的浑厚，王家大院的恢宏，常家庄园的闲适，渠家大院的清雅，三多堂的坚实……晋商依托山西人文地理环境，营造出山西民居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晋商老院的一土一砖一石一木，一面照壁，一扇门窗，一截烟囱，一段望柱，都蕴涵着主人的生活情调、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主人或建筑者的匠心独运。这些保留下来的晋商老宅院，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商业文化、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客居他乡、联络情感、交流信息、关照生意的重要场所。康熙南巡时就特别感慨道：“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晋商从明代初年开始崛起，到明朝中叶形成气候，再到清代山西商人的贸易经营遍及天下，晋商在故乡留下了一处处有价值的老宅院，在外省也留下了足以让家乡父老骄傲自豪的山西会馆。山西商人在国内经常往来的繁华市镇建会馆，筑戏台，一则招揽客户，联络情感，二则听听乡音乡曲聊解思乡思亲之苦。各地的会馆，屋宇高大，殿舍齐全，华美的牌楼，精巧的戏台，楹联、门匾玑珠满院，石雕、木雕移步换景，成为明清晋商出色经营活动的最好见证。晋商通过山西会馆把明清时期的商业建筑推至一个新的水准。建筑精美的山西会馆，是明清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又一突出贡献。

　　晋商为修建和修缮明清建筑物提供了财力支持

　　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号称是中国明清县城的活标本，除了有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的古城墙外，还有序地排列着明清时期的各类建筑物，形成了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的标准格局。现存的平遥城墙，是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据史书记载，平遥城墙此后有过四次修缮，而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年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之久，完全由平遥商人出资和主持。明清街是两三百年前晋商的经营场所，属于典型风格的北方街面商铺结构。晋商对平遥古城各类建筑的修建维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晋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在《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行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

　　晋商的活动丰富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内容和题材

　　明清时期，晋商通过大量的经营贸易活动，把山西的民风民情带进各地，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交流和促进作用。明末清初，在晋南蒲州一带，一种通俗易懂、刚健豪放的新腔逐渐形成。这种新腔被晋陕两省的商人带入外地，传至江浙、两广以及云、贵、川等地，人们称之为“山陕梆子”。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蒲州梆子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艺人“小元元红”郭宝臣，他在北京的演出引起了梨园同行的敬佩，郭宝臣多次被延请入宫，为清代皇室贵胄专场演出，得到赐黄马褂、赏四品衔的隆遇，红极一时。晋商经常来往于边塞，也促进了蒙汉民之间的广泛交流，在内蒙、河北的一些地方，许多人至今喜欢山西梆子，喜欢晋剧。这是由于十九世纪以后，山西梆子随着山西商人进出省内外，进入了各地的繁华市镇，当年的山西会馆就是传播山西戏剧文化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山西梆子在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与当地的声腔结合之后，还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像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种，都不乏山西梆子的影响成分。

　　晋中商人不仅仅爱听戏文，爱看剧目，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扶持戏班子。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古戏台，渠家在这里组建了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在当地有“金财主”之称的渠元淦，在同治年间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承前启后，推陈出新。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