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说到宁波人，说到宁波商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当年那些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红帮裁缝。

    百年之后，红帮式微。遍寻全国，仅存之顶尖高手不足百人，且多已风烛残年。

    与此同时，宁波已成为中国最大服装生产基地。近来更传出宁波为红帮裁缝技艺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

    试看当年，红帮裁缝究竟如何崛起为宁波商帮的代表？究竟有过如何的辉煌？叩问未来，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打压之下，这门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传统手艺又能占得多大生存空间？

    在新的一届服装博览会喧哗开幕落幕之际，记者多方采访，查阅了大量史实资料，试图把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宁波文化符号的“红帮裁缝”的历史脉络。

    毕竟，今日宁波服装业要想破解前所未遇的变局，今日宁波商帮要想重振雄风，无疑都迫切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它的源头，从中吸取养料，找到前行方向！

　　19世纪末，红帮发轫于一个传奇故事

    19世纪末，宁波鄞县孙张漕村有个落魄青年叫张尚义，在渔船上帮厨烧火。

    一次出海，遭遇大风，渔船翻了，张尚义抱着一块木板，居然漂到了横滨，日本第一大港口。

    身无一物的张尚义寄居在码头，幸亏有一手针线活，靠帮水手修补救生衣过活。

    当时的横滨，多有俄罗斯渔船和荷兰货轮停泊，不少外国水手来来往往。张尚义发现，西装简练、利索，横滨的西装店却屈指可数。

    于是，张尚义就利用修补西装的机会，悄悄将衣服拆开，将各个部位式样画在纸上，剪下来成为以后的样板。他凭着一套套的样板，反复琢磨，终于做成了第一套西装。“码头上有个中国人会做西装，手工费只有人家的一半！”消息慢慢传开后，张尚义也就从一个寄居在码头的难民，慢慢变成了小裁缝摊的老板，最后开了自己的西装店。

    几年后，张尚义衣锦还乡，再次东渡日本时，带走了儿子和一些亲戚，这些人来到日本后，成为张尚义扩大经营的班底。他在教授技术之后，又添置“洋车”（缝纫机），创立了“同义昌”和“公兴昌”西服店，接着又在东京和神户开设分号，生意越来越大，鼎盛时，一家店里伙计多达百人。

    张尚义的重孙张师贤晚年从日本回到宁波，宁波红帮服装鄞州技术研究会会长唐世麟得知后组织相关人员前去拜会，从张老先生口中得知这一来龙去脉。宁波服装博物馆的馆长陈万丰经过多方考证也证明了其真实性，并记录在他的著作《红帮服装史》中。

    陈万丰说，张尚义是中国制作西装的第一人，他的西装店培养了许多手艺精湛的技师，之后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红帮师傅，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联。

    中国最早制作西服的社会群体，形成于上海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上海成为远东乃至世界的大都市。宁波本帮裁缝，特别是从日本学艺回国的宁波西服裁缝，不约而同来到上海，他们审时度势，纷纷以缝制西服为业。于是，中国最早制作西服的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服装流派——红帮，很快在上海形成了。”陈万丰在他的《红帮服装史》中这样写道。

    陈万丰说，当时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当时的流行服装文化便是以西装为荣。

    1896年，宁波人江良通这个从日本张尚义处学艺回来的技师，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了和昌号西服店，是为中国人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西服店。

    到1950年，上海西服店多时有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的有420家，占总数的60％。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西装店已经十分气派，比如王运才开设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有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内装饰讲究，不但陈设各种西装，还有时髦的衬衫、羊毛领带、皮鞋等商品。

    为了提高西服的档次，王运才每个季度都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还通过国际商业公司向英国、意大利订购最高档的面料，一时间，南京、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客户纷纷前来选料订货。

    抗战胜利之后，红帮裁缝在上海的事业达到了鼎盛，当时最昂贵的西装售价3两黄金。

    周总理的内衣外套都出自红帮之手

    解放后，西服业一度黯然失色。据当时在皇家服装店做门市的孙富昌说，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上海的西服店倒闭了一大半，那些生存下来的，也都是靠制作廉价的中山装、列宁装勉强维持。他回忆，制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在1元5角到2元5角之间，其利润是无法和西装相比的。

    据陈万丰讲，1956年之后，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当时上层领导也在提倡人民群众应该穿得好一点。孙富昌回忆，曾有一位纺织部的领导在培罗蒙座谈时，对他说，以前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人生一共才几个九年？

    这个时候，技艺最精湛的红帮技师，离开了曾经辉煌的上海，来到北京红都服装店。这家一直为中央领导、来华外国首脑、驻外使节定制服装的名店，从上海迁往北京40多年，三代经理和许多技师都是红帮裁缝。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的服装，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几乎都出自红帮裁缝余元芳之手；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师傅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新的中山服，依照毛泽东穿着这件中山装所拍照片画的画像一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

    而更大量的红帮裁缝被分配进了各地的服装企业，担任技术工作，开始研究如何量产成衣。手工精做的技术已不再有用武之地，红帮裁缝，这个曾经响当当的招牌，至此告一段落。